中共经济野心遭到全世界抵制

会议发表的公报措辞比以往更加尖锐。公报指出，“长期存在过度贸易顺差的国家”应停止“过度依赖出口促进增长”的政策。公报还强调，这些国家必须“取消非市场政策”，并“消除限制国内消费的扭曲因素”。

尽管出于外交礼仪，该文件并未直接点名中共，但措辞严厉的矛头显然指向了中共。为了强调这一点，中共是唯一投反对票的与会国成员。就连俄罗斯也签了字。

在会议期间及其它场合，签署国都明确表达了对中国出口商品席卷全球的担忧。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共出口商品削弱了美国的工业基础，并因此对中国制造的商品设置了关税壁垒。

最近，法国政府也认同了美国的分析。今年2月，法国政府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出口的增长威胁着“欧洲生产体系的核心”（the very core of Europe’s production system）。如果这还不够明确，那么这份报告的标题就是：“中国蒸汽压路机”（The Chinese Steamroller）。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沮丧地指出，自2020年以来，德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增长了近四倍。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皋月（Satsuki Katayama）概括了大家的普遍感受，她说，在谈到中共时，“大家的情绪都跨越了一道门槛”。

尽管各方情绪一致，但似乎还没有人准备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除了华盛顿和欧盟（European Union，简称EU）最近对中国电动汽车（electric vehicle，简称EV）、部分设备以及小包裹征收固定费用外，很少有人准备采取如此大胆的行动。

相反，这些国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共对人民币的管理上，声称人民币的严重低估使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低廉，从而获得了竞争优势。

总部位于纽约的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估计人民币被低估了19%，这意味着人民币拥有相当大的定价优势。美国知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CFR）则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35%，优势更大。德国总理也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25%至30%。

这种对货币的关注促使一些世界领导人，尤其是默茨，在6月份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这七个世界最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会议上呼吁更新《广场协议》（Plaza Accord，1985）。该协议指的是1985年在纽约广场酒店（Plaza Hotel）达成的一项协议，旨在推高日元汇率，从而减少日本当时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

目前尚不清楚北京是否会像东京大约40年前那样遵守规定。同样也不清楚，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是否足以消除二十国集团成员国提出的不满。

问题之一在于，人民币并非在外汇市场上自由交易。相反，中共央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控，将其维持在每日交易区间内。诚然，人民币近期有所升值，过去12个月对美元汇率上涨了约6%，但这远未达到默茨等人所指的升值幅度。

要更进一步，中共央行和北京方面必须达成一致，但这几乎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转而发展更具活力的国内经济，而迄今为止，北京在这方面尚未取得任何进展。毫无疑问，北京也从广场协议签署后不久日本经济开始停滞不前的情况中看到了警示。

尽管人们对下一步行动仍存有诸多疑虑，但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的结果应该给北京敲响警钟。它企图让世界依赖中国产业的雄心壮志如今已然破灭，即便它原本还有未来。

世界其它国家——不仅仅是华盛顿的川普政府——都不会容忍这样的结果。北京应该预料到会有更多措施限制其出口，并相应地调整其经济模式。北京能否做到这一点，目前尚无定论，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是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简称SUNY）布法罗分校（Buffalo）人力资本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的特约编辑，亦是总部位于纽约的知名传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入职Vested之前，他曾担任Lord, Abbett & Co.等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和经济学家。他还经常为总部位于纽约的《城市杂志》（City Journal）撰写文章，并定期为《福布斯》（Forbes）撰写博客。他的最新著作是《即将到来的三十年：未来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统计学和我们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 2014）。

本文转自：TNT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