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大跨境腐败案例触目惊心，北京反腐大升级

说白了，这部法律直指一个重大问题：贪官把钱藏到国外，怎么抓回来？

为啥此时审议该法案？

要知道，这一立法进程并非仓促之举，而是有着严密的顶层设计与时间表的支撑。2023年9月，该法被正式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出台反跨境腐败法”，确立了顶层设计；今年3月，又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任务。此次草案首审，是多年酝酿的水到渠成，更是制度建设瓜熟蒂落的必然

而真正倒逼立法的，是严峻的跨境腐败现实。

总量上看，跨境腐败造成的资金外流存量惊人。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据，”天网行动”开展十年来，截至2024年，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4048人，追回赃款666.2亿元。2025年1月至11月，”天网2025″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782人，追回赃款236.57亿元。但这与境外流失的资金总量相比，仍有巨大缺口。

个案上看，危害远超想象。中海油原总经理李勇案中，超83%的赃款来自境外，境外取证涉及10个国家和地区，是国有企业跨境腐败的典型样本。而更为触目惊心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许超凡等三任行长涉嫌贪污挪用资金4.85亿美元，外逃美国17年，通过中美港加四地协作才追回赃款20多亿元，世界银行将该案列为国际追逃追赃的成功典范，但也折射出跨境追赃的惊人成本。

“百名红通人员”闫永明案同样警示深刻。他潜逃海外15年，把赃款转移境外，中央追逃办32次正面交锋、向外国警方提供3万余份证据材料，最终才促成其回国投案，被罚没并追缴涉案赃款和违法所得收益共约3.29亿元。

中国人寿原董事长王滨案则揭示了”境内受贿+境外藏钱”的典型模式。王滨受贿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同时将5642万余元外币存入香港亲属账户隐瞒不报，最终被判受贿罪和隐瞒境外存款罪。

与此同时，伴随5万多家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等合规风险日益凸显。譬如，某中资企业驻新加坡分公司负责人为谋取海外项目利益，三次向当地公职人员行贿22万新元被定罪判刑，就是鲜活的反面教材。

一系列案例充分说明，跨境腐败早已不是零星个案，而是腐蚀跨境营商环境、损害国家利益、破坏国际法治秩序的突出问题。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反腐败存在”境内强、境外弱”的结构性失衡：由于以前查腐败，人在国内、钱在国内，好办。可一旦变成”境内办事、境外收钱””贪官跑出国””赃款转到海外”，老办法就抓瞎了。因为相关规则散落在各个法律里，谁来牵头、部门怎么配合、线索怎么移送，都不成体系。

那么，跨境腐败这块硬骨头，究竟难啃在哪？专业人士称，主要难在”跨”字：境内作案、境外隐匿，证据留国内、赃款散境外。

显然，单纯依靠个案追逃、临时协作的治理模式，难以实现长效治理。跨境腐败的复杂性，恰恰是倒逼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出台的最直接动因。

简单说，这部法律就是要把”抓人追钱”的经验变成制度。对内，把分散在各部门的规定串起来，形成统一流程，让企业”走出去”也有规矩，别在国外行贿惹麻烦。对外，给国际执法合作提供法律依据，谈判更有底气，让贪官知道”境外不是法外”。

本文转自：TNT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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